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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郑州粮食学院（二）（1966－1977）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革”，使党和国家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育战线是“文革”的“重灾区”，学校遭到严重破坏。广大师生受到迫害，管理、教学、科研等一度瘫痪，曾经两次搬迁，两次被兼并，校舍被占用，设备损失殆尽，停止招生达7年之久。广大师生凭着强烈的责任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抵制“左”倾错误思潮，坚守岗位、努力工作，使学校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

第一节　　动乱年代的变迁

 

一、陷入混乱瘫痪状态

1966年5月17日，党委拟定《中共郑州粮食学院政治部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意见》，决定成立文化大革命办公室，领导全校的文化大革命；各系、处、馆、室在党总支、直属党支部的领导下，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教学单位周三至周六下午，学生周一至周三下午，党政部门周一、周五下午集中搞运动；文化大革命暂定进行到6月底。学校领导一面指导运动，一面注意收集群众的反映，关注形势的发展。群众思想开始出现疑惑和混乱。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学校部分师生自发支持，校园开始张贴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字报。

6月3日下午，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樊志英作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6月4日凌晨2时，党委召开紧急扩大会议，传达省委指示，宣布从即日起停止上课、停止考试、停止外出实习两周，进行文化大革命。

6月6日上午，学校部分师生参加省委在体育场召开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动员大会。会后，个别师生贴出质问院、系领导“为什么按兵不动”的大字报。

1966年6月6日下午，河南省委、郑州市委和粮食部联合派遣工作组进驻学校，组长岳朝杰、副组长张达九，宣布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工作组直接领导。

工作组指出：要主攻封资修的教学内容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对大字报的管理，要内外有别，内容重要的大字报拍照留存；劝阻学生不要外出串联、游行，要揭发批判本校的问题等。校内贴出1000多张批判资产阶级封资修的大字报，有近百位教师被点名，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还有十几位干部、职工被扣上“三反分子”、“叛徒”、“特务”等罪名。部分师生狂热起来了，学校秩序大乱，党委领导陷入困境。

工作组力图稳住局面，使运动有领导、有秩序、按预定计划发展。部分师生认为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保护学校党委，主张“踢开工作组闹革命”；另一部分师生则认为，工作组是部、省、市委派来的，是按中央指示工作的。

工作组则认为是有人趁运动之机，跳出来反对工作组。6月下旬到7月初，在由工作组领导的“反干扰”中，从师生中揪出所谓“反党分子”进行批斗，运动又恢复到揭发批判学校党委的轨道。

7月4日，郑州市委通知，学校成立党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6人组成，工作组的正副组长担任领导小组正副组长。

7月22日，根据省市委的指示，学校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决定，成立“师生员工代表会议主席团”（简称主席团），负责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7月27日，在师生员工大会上，工作组宣布撤消樊志英党委书记职务，停职反省，报上级党委批准。

1966年8月1日后，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据不完全统计，红卫兵组织有近百个。8月4日工作组撤出学校；学校主席团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激情面前显得软散无力，10月17日宣布解散。革命大串联中，学校的红卫兵纷纷到外地“宣传”、“点火”。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在校内开展“破四旧”、抄家、批斗“牛鬼蛇神”活动，有37户教职工被抄家。当时唯一的民主党派“民盟支部”被污蔑为“反动党团”，有9名盟员被抄家、揪斗。民盟支部正常的组织生活被视为“开黑会”，民盟的印章被收缴、宝贵的资料全部被焚烧。

后来，红卫兵组织逐渐趋向联合，先是形成“郑州粮食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络委员会”(简称“粮院联委”)、“八八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八八兵团”）、“东方红造反兵团”（简称“东方红”）三大派系，最后形成两大派组织“粮院联委”和“八八兵团”。

1967年1月26日，红卫兵组织“粮院联委” 紧跟上海“一月风暴”的新形势，召开“夺权大会”，宣布夺取学校的党、政、财、文大权，强行解散其它群众组织。他们把收缴来的学校及各系、部、处的印章、袖章、旗帜等物品挂在汽车上，强行将党政干部和教师30余人戴高帽、挂黑牌、打黑旗，游街示众。

2月，河南省红卫兵组织逐步形成两大派组织。5月中旬至6月初，河南省大规模武斗升级，学校成了河南省各派群众组织争夺的最后据点。处处悬挂着“文化大革命”的大幅标语，大楼是堡垒，楼顶是了望哨，教室是阵地，宿舍是避难所，实验室是武斗工具的制造车间，整个校园成了武斗的逐鹿场。

8月中旬，根据河南省军区的指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以“支左”的名义进驻学校。

军宣队进驻后，组织了以系、专业和班级为单位的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并要求所有学生按学校统一分配的宿舍住宿，不准夜不归宿，初步改变了学生因观点不同而自由住宿的混乱局面。军宣队还力图促使两派红卫兵组织实行大联合，学校的生活秩序也开始逐步恢复正常。

1967年9月29日，经河南省委批准，郑州粮食学院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召开成立大会。省委书记、副书记和省市其他有关领导到会祝贺。革委会由学生、军宣队、干部和群众代表20人组成，革委会主任周启忠（62级学生）、副主任4人（军宣队1人、学生2人、干部1人）；革委会常务委员会由11人（军宣队1人、学生7人、干部2人、工人1人）组成。革委会下设政治部、办公室、组织组、保卫组、宣传组、粮食工业系革委会、油脂工业系革委会、粮油储藏系革委会、总务处革委会及图书馆革命领导小组，所有的学生班级也都建立了革命领导小组。

10月21日，学校革命委员会发表001号布告，开除教工公职3人，开除学籍8人。

1968年5月27日，根据省市委的指示，学校革委会增设专案组，开始准备清理阶级队伍。8月25日，革委会工作机构重新设置为：办事组、政工组、保卫组、后勤组、斗批改组和专案组。对此，有相当部分的教职员工非常厌倦和反感，就转为运动的“逍遥派”。

8月28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学校。9月中旬，军宣队、工宣队联合成立“河南省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驻郑州粮食学院指挥部”（简称“指挥部”），指挥长由军宣队担任，以后随着工宣队和军宣队人员的更换，轮流担任。指挥部通过动员大会，掀起清理阶级队伍高潮。陆续有不少的干部、教工和学生被批斗。师生被列为第一批清理对象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三反分子”、“漏网右派”近40人。在审查中，成立了“专政队”，审查对象集中住宿，接受强制性劳动，使无辜的师生遭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

二、接受再教育和战备疏散

1969年1月6日，根据省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计880人，被强令到兰考县南马庄公社，与农民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时参加“斗、批、改”，直至同年7月4日返回学校。

在兰考农村，师生们的主要任务是：访贫问苦，请老贫农讲家史、忆苦思甜，增强师生憎恶旧社会、热爱新社会的阶级感情；与农民同劳动，体验农民劳苦和艰辛，增强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进行斗私批修、人人过关，每个教师和学生都要剖析头脑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指挥部还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组织师生参加三夏劳动，派教改小分队到工厂、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探索教育革命的路子。

6月，经过群众批判、“帮助”并得到“谅解”后，指挥部先后宣布解放樊志英、庞凤举及中层以上干部22名，（占中层干部总数的70％）。

全校师生在兰考农村睡的是农户的地铺，当地无力承担师生员工的吃饭问题，学校每天组织专人，往兰考运送粮食、蔬菜、煤炭、肉蛋及豆制品。

1969年8月，根据郑州市委的指示，学校组织教工和64、65级学生700余人，参加建设郑州市统一规划的防空洞工程，日夜三班施工。

11月18日，根据省革委会的指令，学校绝大部分师生员工（64级、65级学生503人、教职员工376人）和家属，共1000余人迁往河南省确山县竹沟公社（当时称为‘郑州粮食学院五七干校’），同时成立只有几个人的郑州留守处。

在确山县期间，主要是开展整党建党、“一打三反运动”，对一些教职员工进行“立案审查”、关牛棚。指挥部把“有问题”的干部、教师分配到各系、各班接受批斗。1971年2月15日，全体教职员工和家属（64级、65级学生已于1970年7月同时毕业离校）返回郑州。

1971年3月27日，根据省革委会的指示，指挥部在全校进行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指挥部建立专案办公室，发动群众进行检举揭发和揪斗一些重点人。

三、撤消建制

1、并入河南农学院

1971年11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撤销郑州粮食学院建制，保留原有的粮食加工、粮食储藏、油脂工学专业，并入河南农学院（现河南农业大学）为粮油工业系。经省委批准，中共河南农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由6人组成；原粮食学院核心小组组长、军代表王金华任副组长，党委书记樊志英、工宣队指挥长郭水宽为成员。1972年2月，经省文教局批准，两校部门完全合并，教工统一使用。粮食加工、粮油储藏和油脂工程3个专业的专业教师组建粮油工业系。其他教师，全部编入农学院相近学科的教研室；财务全部划归农学院统一核算，不单独设账；所有财产，由农学院统一调拨，于1972年2月将学校的办公桌椅、文件柜、沙发和学生双人床等大批家具调往农学院。

1972年4月，河南中医学院迁入学校校舍办学。由于学校被“融化”，人员和财产被“一平二调”，原郑州粮食学院的干部和教职工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向粮食部和省委反映，“郑州粮食学院是工科院校，并入农学院是不合适的”。

1972年11月，粮油工业系向农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反映，由于专业性质不同、专业不对口，教职工思想不稳定，工作不安心，对合并意见极大。

2、并入郑州工学院

在教职工的强烈要求下，1973年7月1日，省革命委员会决定粮油工业系脱离河南农学院，并入郑州工学院（现郑州大学工学院）。同年，在省内招收工农兵学员。

1974年1月11日，经省革委会批准，周荷生任郑州工学院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院革委会副主任，樊志英任郑州工学院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院革委会副主任。

郑州工学院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认为，郑州粮食学院是全国唯一的粮食院校，专业性很强，“文革”前号称亚洲唯一的粮食院校，还有接收亚洲地区国家留学生的计划，从长远看，很有必要单独设立。因此决定，两校合并后，恢复郑州粮食学院原有状况。原郑州粮食学院的人员、财产基本不动，财务单独建账、独立核算，校区不变，将原郑州粮食学院校舍称为“南院”，工学院本部称为“北院”。1974年9月9日，河南中医学院从学校校舍撤离。

1977年8月4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和商业部长姚依林亲切接见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和粮油工业会议全体代表并合影（学校刘万禄参加了会议）。姚依林十分关心学校的情况，8月6日听取了刘万禄关于要求恢复郑州粮食学院的专题汇报。11月，粮油工业系首次参加“文革”后全国恢复的统一招生。

1978年4月1日，国务院批准恢复郑州粮食学院。此前，学校有50多位骨干教师调出。

 

第二节　教学工作

 

一、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1、教学秩序被打乱，学生延缓毕业

1966年5月，“文革”开始，1139名学生和部分教工很快形成两大派红卫兵组织，教学工作完全停顿，仪器设备遭到严重破坏和损失，门窗玻璃、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损失惨重，教室、实验室等基础设施惨遭破坏，初具规模的学校，遭到严重破坏；广大教师被诬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95％以上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批判；学校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被揪斗，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迫害。

除65级以外，在校4个年级的学生（60级、62级、63级、64级）883人，均延缓毕业，留校参加运动。其中60级延缓1年两个月于1967年9月毕业，62级学生延缓1年5个月于1968年12月毕业，63级延缓5个月于1968年12月毕业，64级延缓1年于1970年7月毕业。

2、复课未果，学业荒废

1968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学校响应中央号召，于10月19日举行复课开学典礼。但强调“复课”就是要上好毛泽东思想之课，上好“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运动之课；要大破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教育方针和教学方法，大树特树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复课必须以批判资产阶级为主。当时由于各级组织瘫痪，极左思潮泛滥，学校又一次处于混乱状态。

尽管是“复课”，教师仍被视为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臭老九”，是批判对象，对学生无能为力。“复课闹革命”既没有科学的、稳定的教学计划，课程安排与课堂教学相当随意；教学要服从政治运动需要。结果是“复课”未果，“革命”愈烈，学业荒废，除60级已按教学计划学完全部课程外，62级基本学完课程，63级学完大部分课程，64级仅学完一部分课程，65级则没有学多少课程。

3、运动不断，处于混乱、迷惘状态

1973年9月，根据郑州工学院革委会的指示，粮油工业系开展了“杀妖风、排干扰”运动。1974年2月，开展“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粮油工业系仍然处于混乱状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规定：不准戴黒纱白花，不准送花圈，不准开追悼会。广大师生员工对此无比愤慨，在悼念周总理的日子里，不少师生员工冲破“四人帮”禁令，自动戴上黑纱、白花，默默地悼念周总理。1976年清明节，全国各地群众自发前往北京参加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活动，粮油工业系也有不少师生参加。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听到中央电台的广播后，粮油工业系师生欢欣鼓舞，立即上街游行，热烈欢呼打倒“四人帮”。濒临崩溃的粮油工业系从此开始焕发勃勃生机。

二、招收工农兵学员与“开门办学”

1971年9月，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学校在经历了7年磨难后，1973年，在河南省招收了第一届工农兵学员118人，分为粮食加工、粮油储藏、油脂工业3个专业，学制为3年。根据商业部的意见，1974年、1975年、1976年，学校面向全国招生，共招收工农兵学员695人。

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选拔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他们大多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也有少部分年龄在30岁以上，文化程度参差不齐。

三年制的培养目标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在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劳动、科学实验）中自觉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三个觉悟（阶级觉悟、路线觉悟、继续革命的觉悟），全心全意为革命学习、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培养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又红又专的技术人员。

73级的教学计划的要求是：坚持贯彻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走“五.七”指示的道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三大革命运动相结合。在这个计划中，强调理论为专业服务，按照生产带动教学的要求安排教学计划。安排课程13门1850学时。74级、75级、76级的教学计划也都以此为基础制定。这些计划的特点是理论教学时间少（只有55周）；而学工时间则长达20周，占总学时的26.7%。

在招收工农兵学员的4年中，政治理论课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基本教材，先后辅导《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著作的学习，其中对三年级还讲授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

提出的教学指导思想是，教育要改革，要“开门办学”，要走“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的道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

指挥部提出，“开门办学”的重点，就是要到工厂去，到仓库去，参加生产劳动，按生产过程组织教学；教学方式分为“请进来”和“走出去”，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老农民为学生授课，组织学生下厂、下乡拜工农为师。学习文化理论知识被视为关起门来搞“智育第一”。

当时的教学进度都是临时安排的，课程计划和学时也大量删减和压缩；特别是在“火烧三层楼”(即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课)的影响下,大砍基础课程和技术基础课；教学常常被政治活动挤掉，教学秩序混乱，导致教育质量下降。

1973年－1975年，学校师生员工对批判极左思潮和整顿教育的精神衷心拥护，加强了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教学，组织了教材编写和教学经验交流会，一度出现了老师想教好书、学生想读好书的局面。与此同时，“四人帮”在教育战线，大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大批“师道尊严”，树立“白卷英雄”张铁生为“红专”典型，大搞“批林批孔”；大肆推广朝阳农学院的办学经验，鼓吹大学生“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来哪去”，毕业后当农民挣工分、当工人开机器。广大教师只好在下乡、下厂办短训班、函授班的实践中，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做一些有限的探索，尽力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三、批判“两个估计”，制定教学计划

1976年10月6日，根据党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学校从整顿教学秩序人手，采取一系列措施，同时以教书育人、开发学生智力为中心进行教学改革，整顿教学纪律，规范教学行为，实行教学立法，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1、批判“两个估计”，理清思路

1977年8月，邓小平发表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中的几点意见》，对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推倒“两个估计”做出重大决策。10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的“两个估计”》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高潮。全校教职员工对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欢欣鼓舞、学校党委及时组织师生员工深入地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学习《人民日报》的文章，领会实质，结合实际，开展对“两个估计”的批判。师生员工逐渐明确：全面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不是“智育第一”；实行文化考试，不是“分数挂帅”；为革命学习文化、钻研业务，不是“走白专道路”；教师对学生加强管理、严格要求，不是“师道尊严”；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树立良好的校纪校风，不是“管、卡、压”；坚持以教学为主，加强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教学，不是“三脱离”；为国家培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专门人才，不是“读书做官”；广大教师是搞好教育革命的依靠力量，不是“专政对象”等。

2、制定教学计划、调整课程设置

1977年11月，“文革”后首次进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78年3月1日新生入学（当时称为77级，从1978年开始转入正常的招生、即暑期考试秋季入学），为四年制本科。

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又红又专、身体健康的粮食工作的工程技术人才和科研人员。要求毕业生：认真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牢固掌握本专业必须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本专业有关的科学技术的新发展，获得科学研究方法的初步训练，掌握一门外语并能阅读专业书刊。具有独立操作设计能力的粮食工作技术人才。具有健康的体魄，能承担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

1977年，学校拟定《关于制定1977级教学计划的意见》。其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深入批判“四人帮”干扰破坏教育革命的罪行，分清是非、肃清流毒，使学生沿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新教学计划对专业课的设置提出几点要求：扎扎实实打好基础，加强专业基础课教学；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切实搞好系统的理论教学，同时重视实验、实习、作业与其他实践性教学环节；紧密结合社会需要和各省粮食中等学校的实际，注意体现工科的特点；适当开设选修课，扩大学生知识面。这一教学计划的总学时为2300－2500，其中：公共课占20%、基础课占32%、技术基础课占28%、专业课占20%，课程设置为17－20门。

“文革”前，学校已经有194人的教师队伍，“文革”开始后由于教学秩序遭破坏，大批教师被批斗，学校的种种转折和变迁，使不少教学人员（多数是骨干教师）被迫离开学校，1973年7月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时只有教师149人，到1978年4月恢复学校建制时，教师也只有179人。

 

第三节　　逆流中的闪光

 

十年的“文革”给学校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批教师被批斗、审讯，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青年学生不能学习，虚度年华；学校7年没有招生，造成人才断层；学校被撤销兼并，造成大批人才流失；大批房产闲置、毁坏，大批仪器设备损坏、丢失、挪用，1976年学校的仪器设备总价值只有2.7万元，仅为“文革”前仪器设备总价值的1.6%。在这种混乱艰辛条件下，部分教师能够坚守岗位，坚持科研，编写教材，展示了粮院人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的精神风貌。

一、坚守岗位

尽管条件险恶、艰难困苦，广大教职员工和青年学生从没忘记自己是学校的主人。学校的教师，有的白天上课、晚上搞科研；有的白天在牛棚被迫接受强制性劳动，晚上搞科研；不能公开看书，就偷偷看，不能公开科研，就偷偷计算、推导。有的老师在遭受批斗之余，编写米厂流程设计等资料数百页，自费油印后发给批斗自己的学生。学校的党政管理干部，从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学校的后勤人员更是坚守岗位，无论校园秩序多么混乱，都尽力保证师生的正常生活。1970年至1972年停止招生，但教职工在暂时被迫停止正常教学工作的困难时期，仍下基层调研，到周口、安阳、开封、洛阳、南阳、新乡、驻马店等地举办各种形式的技术培训班。

他们不计个人恩怨，不忘教学科研，不忘教书育人，始终坚持办学的大方向。

二、坚持科研

建校初期，学校的首要任务是教学，科学研究主要是结合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进行的。不久，“文革”开始，接着学校又撤消建制。这一期间，只有粮油储藏专业承担省、商业部下达的几个项目，其它则主要是教师结合教学进行的自选项目，总起来说，科研项目很少。学校没有专设研究管理机构，科学研究的日常管理工作由教务处教研科负责。

在“文革”时期，正常教学工作经常被迫停止，但有的老师在接受批斗之余，仍利用开门办学之机经常下基层调研，寻找现实生产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认真研究解决。在1973年至1976年，有的认真开展全国储粮害虫、螨类的调查，基本摸清我国储粮害虫、螨类的分布、发生和危害情况，详细研究了重要储粮害虫、螨类的分类、生物学特性及其防治方法。此期所做的工作为以后顺利开展教学、科研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的组成课题组，经过十几年的研究，运用质谱仪等精密仪器，从几十种植物中寻找到花椒含有的杀虫活性物质—水芹烯，为研究新型植物源谷物保护剂提供了重要信息。1968年，部分老师在学校烧制磷化钙，以解决急需的防治储粮害虫的药剂短缺问题；研究成功了磷化氢环流熏蒸技术，大大提高了熏蒸效果和施药的安全性；去南阳考察、研究土圆仓的安全储粮技术等。1974年全国大力宣传浸出法，学校组织教师参加全国油脂工业会议（新乡会议），在会议前做了大量的调查；并开展浸出项目的设计及研究工作；在会上参与制定成品粕残溶﹑浸出毛油残油的行业标准，并提出浸出技术设计的新方案和安全措施。

在进行科研的同时还积极出版编译书籍杂志。1975年10月，陈启宗编著《储粮害虫图册》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73年8月，《粮油科技》（季刊）创刊，到1979年，共出版25期，在全国粮食系统内部发行15万余册，平均每期发行6000余册。此外，还出版“良友科技译丛”译书3册，即《粮食储藏》（英译汉）、《稻米的品质与储藏》（日译汉）、《残留农药分析》（日译汉），在全国粮食系统及有关部门内部发行3万余册。

三、坚持编写教材

由于学校专业独具特色，很少有可供选用或借用的专业教材，学校向来重视专业教材的编写，1961年就成立了教材编审委员会。1970年以前编写五年制教材。截至1970年底粮食加工、粮油贮藏、油脂工学3个专业共用各类教材48种,其中自编教材18种(专业教材为8种)，由于“文革”的影响致使教材审查工作未能坚持下去。1973年至1976年，编写三年制教材。这期间，共用教材50种，极少数公共课、基础课选用其它高校编写的教材，有45种是自编教材（其中专业教材13种）。

四、坚持实习和生产

1970年6月，金工厂职工从确山竹沟返校，无学生实习任务，即着手研究试制粮油机械。不久，学校教师、干部30余人进厂劳动，试制获得成功。自1971年至1973年2月出产JL——011联合米机80台。

1973年9月，学校恢复招生。各专业学生都安排有金工实习，实习课由刚恢复且渐趋健全的粮食机械厂承担。粮食机械厂的人员、机器设备不断增加。机器设备总值达66万元，其中单价在万元以上的各类型车床有8台，X62W铣床、80吨冲床、M1432外圆磨床、T618镗床、Z3040*16钻床各一台，B211(4M)龙门刨床和B690牛头刨床各一台，X5030和X53K铣床各一台，平板电瓶车、一吨柴油机铲车各一部。各种用房总面积已有2601平方米。

1974年11月，除安排学生实习外，又生产了扒谷机和蹬高平运联合输送机各20台。1976年改闭风器200型为250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