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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方永刚 （一）
记 者：这些年来您在工作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相比较而言,有的人也很勤奋，而且读了不少书，有的就是写不出文章，尤其是写不出大文章，这是为什么？请您介绍一下你的体会好吗？
方永刚：我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主要还是一个理论思维上的问题，因为有了理论又有了观点之后，长期积累的资料或材料才能够拎起来，研究问题时才能够抓住问题的关键。我搞了这么多年科研，涉及了这么多的领域，之所以能写出这么多文章，出这么多成果，就是因为我掌握了理论思维的方式方法。也只有具备了理论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的能力，才能驾驭那么多东西。今后，我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面临党、国家和军队许多重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真正要把它们说清楚不容易，研究清楚更不容易，如果没有一个很高的理论思维境界、很宽的理论思维视野、很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就很难把握这些问题，研究和弄清楚这些问题。
从事理论研究这些年来，为了提高自己理论思维的能力，我付出了非常大的心血。一直以来，我向书本学，向老教授学，向专家学者学。每次出差特别是到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知名专家和学者云集的地方，我都会非常谦恭地主动向一些老专家老学者学习，向他们请教。比如在国防大学，我曾多次主动找上门去向马列研究所的黄宏所长、姜汉斌所长、洪宝秀研究员、章传家所长等知名专家学者请教，包括向那些比我年轻但理论水平非常高的人学习，像郭凤海研究员等等。跟他们学习、接触、交流多了以后，对于我把握军队建设前沿问题的能力有非常大的帮助。我每年都去北京一两次，每次去都不白去，每次去我都要跟他们泡在一起，求知不倦。通过交谈看他们在研究些什么问题，并汇报自己的想法，探寻他们的看法，在相互切磋中提高自己，同时也可以争取一些研究课题。再就是到军事科学院，和军科的同志们在一起，我就感觉到我们做学问下的功夫很不够，在研究学问的严谨性上，他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应该说，在做学问的严谨性上、刻苦钻研上，在军事科学院的一些专家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军科有很多大学者，像公方彬、邓晓宝、夏征难、郭志刚等等，和他们频繁的接触后，我受到感染，受到熏陶，这对于提高我的论文质量，提高我研究问题的严谨性都有很大的帮助。每次我到北京去，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都在忙着从事研究工作，这些都给我的研究工作增添了新的力量，使我有用不完的力量。
从事理论研究和宣讲工作这些年来，我有几点体会：
一、搞理论研究不容易。理论研究不是快餐式的，不是心血来潮，需要长期的积累、长期的观察、长期的思索和长期的研究，才能取得这么一点点的成果。所以说，理论研究不容易，想取得成果更不容易。
二、理论研究非常有意义。这涉及到一个我军理论研究的现状问题。这些年我参加了很多的研讨会，跟军队和科研院所的同志交往、交流的比较多。应该说，我军有一支比较精干的理论研究队伍，但总的感觉是：老的太老，逐渐淡出了理论研究的阵地，年轻的又参差不齐，中间断层，青黄不接，特别是缺少40岁到50岁这个年龄阶段的理论骨干。为什么会这样？一是市场大潮的影响；二是受这些年军地反差的不利影响，造成大量优秀理论研究人才的流失；三是受军队重实践、轻理论一些片面认识的影响，这样造成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随着时代的深刻变化，世界军事和我军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当中，我军应该怎么变，往哪里变。如果没有理论研究成果作支撑，就没有科学的顶层设计，那么我们的一些政策性的决策就失去了科学的依据，没有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我们的行动可能就会很盲目。我们军队现在面临许许多多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不容易，回答清楚不容易，把官兵说服了就更不容易。所以现在许多理论上的问题需要刻苦地进行研究，不是表面的人云亦云式的研究，而是要有开创性的研究，所以理论研究的意义非常大，当然挑战也非常大。我军的军事变革为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那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是有中国特殊国情的军事变革，很多问题不是一拍脑袋就能够解决的，没有细致刻苦的研究，没有合作攻关的研究，没有科学理论的研究，我军的军事变革，我军的建设和发展就有可能走入迷途。
这些年来，我一直从事理论研究，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读了大量的书籍，经常晚上加班加点地干，出了一些成果。总的感觉选择这个职业我不后悔。我这个人喜欢挑战，在这个过程中觉得非常有趣味，每当自己取得一定成果的时候，我自己就想欢呼雀跃，非常高兴。
记 者：您怎么看待您在理论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其中有哪些新思想、新观点？
方永刚：在我的理论研究中，不能说每一篇文章都有标志性的创新，其中很多也是应急之作。但也有部分文章和专著在我的研究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我撰写的第一篇比较大的文章《新时期党内监督的几点思考》，1996年在《上海党史研究》杂志上发表后，《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在全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该文章的背景是：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以后，《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加强党内监督的思想，而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时候，发现邓小平早在1986年就提出了党内监督的问题。当时，陈希同案刚刚发生，党内腐败现象出现了新的动向，全国人民都在找原因，江泽民同志也提出了"三讲"。我通过学习《决定》，对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的问题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即从"三讲"的角度来解释党内监督这个问题。该篇文章中有许多新的观点，其中最大的一个观点是：党内监督是首要的监督，应该放在党的监督的首位。即在抓好党内监督的同时，只有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制度监督等相协调相配套，党的监督才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时隔10年之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关于党内监督的问题，与我当年提出的观点十分吻合。应该说，当时我提出的党内监督的观点比较有前瞻性和创新性。
1997年，我出版了专著《亚太战略格局与中国海军》。当时，在我们学院是首次开设这门课，首次提出这么一个重大的课题，也是国内首次出版这方面的著作。因为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台独"势力喧嚣尘上，朝鲜半岛核问题日渐严重，美日军事同盟关系有了新的变化，东南亚海洋环境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海洋权益斗争日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开始思考中国海军有什么样新的使命，在亚太地区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问题。我从近代以来中国海军的发展史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认为近代亚太战略格局的演变催生了中国海军，同时，近代中国海军的兴衰又深刻影响了亚太战略格局的演变。最后我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只要中国海军强大，亚太和平力量就强大，亚太格局就稳定，中国的国家安全就有保障。反之，中国海军弱小，亚太和平力量就弱小，亚太格局就不稳定，中国的国家安全就没有保障。这是我在这本专著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应该说有标志性的创新和重要意义。
1998年，我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一国两制构想的战略影响》的文章，通过对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的分析，特别是实践的分析，谈到了它对亚太、世界战略格局、世界安全的影响，从这样的高度来谈一国两制的影响，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当时我认为，一国两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对全世界来说，也是解决统一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构想。
1999年，我到西安参加全军关于"毛泽东思想与新中国50年"研讨会，撰写了《论江泽民对毛泽东、邓小平海军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文章。该论文在研讨会上获得了三等奖，并在《海军军事学术》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第一次比较系统的总结了江泽民对毛泽东、邓小平海军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也是在这一年，针对发生的科索沃战争，我写了一篇《对科所沃战争的战略思考》的文章，也在《海军军事学术》杂志上发表。
应该说，我真正在科研上有所突破，是从1999年开始的。这一年，我第一次在《中国军事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我的文章《论人民海军对外军事交往》。这篇文章的写作非常具有纪念性意义，可以说是我当教员以后独立完成的文章中篇幅最大、最具独创性的一篇文章。该文章的背景是：1997年人民海军第一次出访美洲，在人民海军历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由于当时我正好在研究亚太格局与中国海军，因此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虽然这一年我遭遇车祸住进了医院，但仍然紧密关注着这个问题。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大量资料的搜集，我结合我们海军的性质，写出了这篇1万多字的文章。这是我在亚太战略格局和中国海军问题研究上的一个总结，同时也为我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应该说这篇文章的发表，在我研究的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000年，我跟徐明善教授搞了一次大型的问卷调查，共发出5000份问卷，在当前市场经济国际大背景下，对我海军青年官兵的思想状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撰写调查报告过程中翻译了大量的资料，不仅提高了我的理论水平，而且提高了自己对海军乃至全军部队建设情况、部队官兵思想状况的认识，使我在理论研究和教学中受益匪浅。这里面有许多新思想新观点都概括进了我发表在《中国军事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还是在这一年，我跟徐明善教授参加了总政组织的"四个如何认识"的课题研究。如何认识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对人民思想的影响，这个题目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因为题目非常大。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是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对我们国家的影响如何，怎么影响的等等涉及很多重大问题。说是西化、分化，但怎样西化分化的，人家怎样策划西化分化的，有什么内容，有什么目标，有什么方式，有什么手段，有什么途径等等很多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研究起来非常困难。我们边研究边写作边修改，彻夜加班，最后完成了一篇35000字的论文。这个研究成果后来下发全军，在全军影响很大，后来许多人写文章时都原版引用我们搞的这个东西。应该说，这次课题研究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正是在这次研究的鼓励之下， 2002年我又承担了海军"四个如何认识"的课题研究，搞了两个课题：一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一是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写得非常顺畅，也非常好。在这个课题的基础上，后来我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应该说，这些研究对于我们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端正我们的态度、坚定我们的理想信念，都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文章里面有些概括非常经典，这在我以后的讲课当中经常出现，我现在还觉得很自豪。
2001年我主要从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为了这个课题，我几次进北京，搞得很成功，我是学历史的，也正好发挥了我的长处，这也得到了学术界对我们邓小平理论教研室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能力的肯定。2002年我的科研成果具有标志性的是我的硕士论文《江泽民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研究》，在各方努力下，我们这个课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该书也在今年得以成功出版。2002年底，我发表了《当代大环境和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在2000年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新思想，对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003年2月，我跟徐明善教授一起撰写的《论人民军队的民主建设》一文在《中国军事科学》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在全军首开先河，率先研究军队的民主问题。以前在国内一直回避军队民主问题，讲得更多的是集中、是纪律。在国际大环境背景下，现在的官兵成分、学历层次、出身背景、思想观点等异常复杂，官兵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自主性、多变性等都非常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军队不加强民主建设，要想把部队建设好是不可能的。但怎么加强军队的民主建设，我们军队的民主建设跟地方的人民民主有什么区别，军队民主与社会民主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我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肯定。
我记忆最深的是在2004年《中国军事科学》杂志第一期上发表的文章《中国军事变革与我军现代化跨越式发展》。2003年初，总政出版了江泽民同志的《论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一书，全面总结了江泽民同志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2003年两会期间，江泽民同志在会见解放军代表团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概念和我军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思路，我立刻嗅到了这个前沿性的课题，就是世界新军事变革和我军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课题，后来我集中学习了江泽民同志的《论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和其《纲要》，以及江泽民同志在"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也是我这么多年研究邓小平、江泽民国防军队建设思想的一个扛鼎之作。该文章今年获得了全军首届政治理论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4年可以说是我学术成果丰收的一年。这一年我参加了全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学观摩比赛，虽然是一场教学观摩比赛，但对我的教学和理论研究是一次考验。我参赛的题目是《深刻理解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非常前沿，比赛虽然只有半小时，但是能够全面反映并能提高我的理论研究水平和教学水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次讲课的创新性在于紧紧抓住发展这个主题，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有机的统一起来，发展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是科学发展观的主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这样把三者统一起来，非常具有新意和说服力，并且很好的体现了前沿性。这次比赛在全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005年我的成果很多，包括我的博士论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我在《中国军事科学》杂志第6期发表的《中国先进军事文化界说》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我对中国先进军事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也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成果。关于文化的问题、先进军事文化的问题不好研究，首先要对其相关的概念进行界定，包括它的含义、结构和功能等等。这篇文章给出了我对中国先进军事文化的界定，很具有开创性。
今年标志性的成果是我在《中国军事科学》杂志第4期上发表的《新世纪新阶段我军新的历史使命与海军全面建设》的文章，这篇文章14500字，文章集中反映了我从2005年上半年以来对胡主席提出的我军新的历史使命的研究成果。这篇文章的创新性在于第一次从海军建设的高度来认识新世纪新阶段我军新的历史使命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之上，对海军基层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进行了全方位全景式的研究，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这个研究具有针对性、现实性和实践性，是我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的一个典范。2006年也是我研究科学发展观取得突破性成果的一年，从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我一直在进行跟踪研究，今年在《海军军事学术》第1期上发表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海军跨越式发展》以及在《海军军事学术》第2期发表的《以科学发展观统揽我军跨越式发展》，这两篇文章都具有开创性。同时我也搞了"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海军军事训练创新发展"、"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军军事教育的创新发展"等课题，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都具有开创性。
记者：你取得了这么么丰硕的成果,能否请教一下,你是如何进行理性思维，来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
方永刚：从事理论研究是一个苦差使，需要胆量，同时还需要深入到部队基层，应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关注国际国内的情况，需要全方位地投入到工作中，因为理论思维是一个长时间的养成，如果你不下功夫投入，刻苦钻研，学习理论，你就掌握不了正确的方式方法，你遇到问题时你就不能正确的理解和认识这个问题，也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举措来。所以，这么多年，我一个最大的收获是理论思维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理论思维水平提高我觉得主要是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的：
一个途径是学习。我从大学时就养成愿意了看理论文章的习惯，不仅读一些大家的理论著作，包括王亚南的《中国封建官僚制度研究》和一些现代中国思想家写的文章，特别是我在大学里就通读了马列、毛泽东著作。更大的学习是我来到海院后，从85年来了后，改革经历这么多变革，有些问题不懂就读书，自己学习自己读书，特别是学习邓小平理论，包括看了江泽民一系列的著作，包括党的创新理论，这样的话可以说对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政治水平帮助非常之大。我对邓小平理论直接参加了研究，邓小平理论的第三卷我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对他每次讲话讲了些什么都非常熟悉。江泽民的讲话很多，但他的讲话我都读过，都研究过，这样的话对于我掌握党的创新理论，提高帮助很大。从读原著，读党代会的报告，对我影响很大，还有党的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第二个途径是通过集体搞科研的方式来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在这方面，崔长发、徐明善同时志对我很大帮助，我1987年10月来到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当时是崔长发同志当主任，徐明善同志后来很快就当了副主任，我跟着他们从88年开始就写作《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这本书当时是开山之作，我刚一去就给我最大的一章《爱国统一战线论》这一章，当时我写了三万七千字，得到了他们的表扬，后来崔常发主任帮我做了不少工作，给我拿掉了一万字，他对我评价说，资料功非常见长，如果理论功夫再有提高的话，将一定成为一个优秀教员，这是我在他们带领下进行理论研究的一个开端。从那发以后，我增强了对理论研究的兴趣，这以后我跟着他们一起编写教材--《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奋斗与结论》，这本书是2002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今年获得了全军首届军队政治理论优秀成果一等奖。这是国防大学编的"三个代表"丛书十本之一，这是社科基金重点特批课题。还有我们自己申报的三个人研究撰写的国家社会经济重点科学《江泽民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研究》，这也是我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题目，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这两位老同志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对观点的提炼功夫对我的影响很大，通过从他们身上学习，通过集体搞科研对于提高我的理论水平有非常大的帮助。除此以外，还搞了总政的课题《四个如何认识》、海政的《四个如何认识》课题，包括《当代大环境与青年官兵思想状况调查报告》等等。
第三，自己搞科研。我的科研领域比较宽泛，总的大的领域是党的创新理论与军队建设，总的来看涉及到五六个领域和方向。一个是党的创新理论，这里面的成果比较丰硕，发表的刊物规格比较高，比如《社会主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光明日报》、《解放军报》，还有上海的《党史研究》和国防大学的《邓小平理论研究》，这个方面的成果比较丰硕。第二个领域就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它是从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研究的，主要是邓小平特别是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而且写出了一系列的大文章，这些文章的题目都非常的大，文章份量也非常的重，都在《中国军事科学》、《军事学术》、《国防大学报》这样些大的期刊上发表。第三个领域是研究《国际战略特别是亚太旧战略格局中的中国海军》。这个占的份量很重，把国际形势特别是亚太地区形势与中国海军联系起来研究，这个可以说是我的一个首创。这个课题首先是我搞的，在我们学校首先是我开的课，这本书1997年也出版了，这是我创的一个学科，可以这么说，在这方面起得的成果都很丰硕，文章到很大，20多篇文章，在海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海军主要书报每年都发表2篇以上的文章，在《中国军事科学》发表了《论人民海军外交》、《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海军基层全面建设》，第四期15000字。第四个领域，涉及到军队思想政治建设。九十年代中后期，九八年成立了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和海军政治工作研究中心，我在那里干了五年，这五年我跟黄教授一起，这期间我对海军政治工作真正涉及进去，在《解放军报》和一些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文章，特别是2000年搞了问卷调查，问券搞了5000份，很苦的，我亲自去搞的，这个成果一是上报海军，一是下发海军团以上干部，此项成果参加了军科组织的中国先进文化基层研讨会，发表在2003年第二期《中国军事科学》上。问卷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当代大环境，时代背景、时代主题、对外开放、市场经济以及高技术战争对官兵的影响和主要原因是什么？对策是什么？。还有第五个领域是研究中国先进文化。这是我博士论文的题目，原来都把它放在军队精神文明建设，2002后，我读博士时候，特别是"三个代表"中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我就开始研究先进文化，我开始研究《推进先进文化建设发展战略与思考》，通过几年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成果，发表文章十几篇，不出意外，明年上关年能出版。
记 者：刚才您说了，搞研究工作非常的辛苦，那么是什么东西支撑着您这么执着地坚持下去？
方永刚：我觉得这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我喜欢挑战。理论研究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第二，多年理论思维的养成，使我看到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具有创新性理论研究素养人才的时代，是一个呼唤人才的时代。紧紧跟着时代的脉搏跳动，适应我军对理论研究的要求，是我们每个军人应该做的事情，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能够出成果，我希望自己能够为国家、为军队的发展做出微薄贡献。第三，我喜欢理论研究工作。我写过一些赚钱的书，如《蒋介石的1949》等等，但是我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上面，更没有陷进去，我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理论研究上，把它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每当我解决了一个问题、研究了一个问题后，我都会及时给我的学生讲，给我们部队的官兵讲。给地方的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讲的时候，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能够说服他们，并且能够解决他们的许多问题，在这个时候我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活得很有价值。我把我的研究成果在课堂上跟我的学生分享，在大家的欢呼声中我得到了快乐；在外面做报告时，在大家的掌声中我得到了快乐。虽然研究工作是辛苦的、枯燥的，但我在研究过程中体会最多的也是快乐。
记 者：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您曾打过转业报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方永刚：我来到部队22年了，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5年到1995年这十年，这10年到部队主要是适应部队生活、走向讲台、谈恋爱、成家、生孩子等等，这10年也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10年，中国社会的经济逐渐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可以说经济的原因使我产生辆转业的想法。当时我家庭非常困难，父母有病，并且病得非常重，我的兄弟需要我帮助，加上我1988年结婚成家，1989年生孩子，同时还欠了很多的债等等。这些带给我经济上的负担非常大。我当时觉得我面临的第一位的问题是生存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我有一些举动，比方说我间接地参加了我大哥的商业性活动。当时我感到在部队干看不到"钱途"，解决不了我当时的困境，而我要下海，我就很容易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于是我决定转业。当时的院长徐莉莉跟我谈了四次话，前三次我毫不动摇，我说院长你解决不了我的问题，院长提出了几条方案，我觉得这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的困境。院长第四次跟我谈话的时候，给我提到这么一个问题，她说国家培养你这样一个高材生不容易，部队把你们这样的高材生招来不容易，部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而你走了太可惜了！她还跟学校有关方面打招呼，说我是个苦孩子，要给予我照顾。徐院长的话，使我非常受感动。说实在的，我心里并不真正想离开部队，当初选择部队我非常慎重，而且我喜欢我的理论研究工作，喜欢当兵。经过徐院长这么一说，我就打消了转业的念头。我跟她说，我还要我的那张办公桌。
记 者：您在对外宣讲您的研究成果，在外面做报告的时候，是通过什么途径去吸引打动听众，并提高他们对理论的认知水平？
方永刚：我到部队、地方讲课是从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开始的。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院开了一个研讨会，我写了一篇题为《论邓小平的发展时机思想》的文章，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讲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要发展经济。我觉得对一个国家、一个军队来说，抓住时机、抓住机遇非常重要。当时我的发言得到了领导的表扬，我迅速把我的发言成果转化到课堂上，在教学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陆续在部队和地方做了一系列的报告，反响很不错。从那以后，我就没有离开过军队这个大讲台。大家之所以喜欢听我讲课，我觉得主要有下面几点：第一是主题鲜明。所谓主题鲜明就是要抓住广大官兵群众最关心，最关注的问题。我讲课是迎着问题走，而不是回避问题，立足于解决大家的问题和疑惑，而不是回避这些问题，所以大家的关切度非常高。第二是紧紧把握主旋律。在当前，人们的价值趋向多元化，各种思想良莠混杂，我以军队院校的教员或者教授的身份给他们讲课，本身带着一种理论的权威性，我去讲课是代表党的声音、军队的声音和人民的声音，而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所以我必须把握主旋律。人家请我去讲课，不是让我去散布歪理邪说，散布一家之言，以及让干部群众危言耸听，而是希望通过我的课去解决大家思想上的困惑和心中的疑问，从而端正大家的思想认识。把握主旋律，是我这么多年讲课的一贯风格，这一点也受到了各单位的认可。他们说，只要方教授来讲课，我们非常放心，不管话题绕得多远，主旋律不会丢。第三是要因人制宜。所谓因人制宜就是要看对象讲课，可以说不仅在大连市，乃至整个东北各个层次的人都听过我的讲课，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等各个层次，每到之处都很受欢迎。干休所的老红军、老八路、老军人也非常愿意听我讲课，为什么？因为我用他们习惯的语言，用他们所能接受的能力和程度来讲，效果非常的好。第四就是知识性。我读的书非常多，面也非常宽，这么多年来虽然工作非常忙，但是我爱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断。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我的知识也越来越广，所以在我讲课中知识的丰富性比较突出。我的讲课，是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之上，运用了大量知识性的东西来支撑自己的讲课，这样使得听众能够懂得问题的来龙去脉，能够弄清楚问题的前因后果，大家就愿意听。第五就是趣味性。让人坐在那去听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讲课，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但是听我讲课的同志，几乎没有嫌我时间长的，哪怕听一天他们也愿意，为什么？就是一定要注意语言的运用和把握，讲课一定要有趣味性，要有鼓动性，要能够调动大家的情绪，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不要用那种高深的、晦涩的语言来讲理论问题。第六是前沿性。我讲课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讲的东西很多就是一个小时之前发生的事情，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每次讲课前，我都要从网上搜集大量的最新资料，从我们身边搜集最新发生的事情，用这些最新的资料、最新的事例来讲课，在理论论证当中往前预测，往后追溯，帮助大家来掌握形势的发生发展，这样大家觉得非常的解渴。那么，对刚刚发生的事情怎样才能把握得准确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研究。不论是在学院还是在院外，只要给出一个题目让我讲，我一般不用做什么准备就可以上，一个大的题目我一个晚上准备足矣。有时候一上台我能讲几个小时毫不含糊。这是因为我的讲课是建立在我长期跟踪研究的基础之上，一门课、一个讲座你讲得成不成功，取决于你对这门课的研究准备程度，取决于在这个问题、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深度。不打无准备之仗，我在外面做报告都是建立在我长期的积累基础之上的，我没有研究过的领域和课题的课，我坚决不上，坚决不讲。讲课不是去糊弄人，不是去误人子弟，在你讲的问题上没有作深入细致的研究，没有对问题的深刻把握，就不要去讲。再就是讲课当中口才非常重要，讲课当中的语气、语调、动作、表情、声音、语言等等都很重要，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经过长期的摸索、锻炼，才能成功。
记 者：今年《江泽民文选》一出版，您就在外面做报告，请问您是怎么样把握这样一个具有前沿性的课题的？
方永刚：这个问题我已经研究了很多年，我和崔常发、徐明善教授合著的专著《江泽民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研究》就是用它注释的，我们的这本书跟它一起出版的。我长期在跟踪研究江泽民同志的理论、思想，尤其是江泽民同志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对江泽民同志的治党治国治军思想我非常熟悉，已经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所以我给大家做《江泽民文选》的辅导得心应手。主要原因也是建立在长期的研究、长期的积累基础之上的。
记 者：您的理论研究的动力源泉是什么？是否跟您的家庭出身和成长经历有关？
方永刚：我觉得我深层的理论研究动力来源于我从小对国家、民族、家族，以及对我个人前途命运的一种思考。我父亲一直是我的偶像，待人接物都很好；我母亲非常善良，善良到只知道奉献不知道索取，从来不为自己着想。我们兄弟六个，每天都在拼命干活，但却给我们带来的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生活，我哥甚至到了娶不上媳妇的地步，我们整个家庭面临的是这样一种状况，没有任何前途，看不到任何希望。小时候我总想，为什么贫下中农的孩子就可以去当兵、可以当工人、可以考大学，就可以当老师，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我的学习成绩比他们好多了，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权利？一连串的问题，但是那是一种无助，没有答案。是粉粹了"四人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恢复高考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通过抓住高考这个机会，使我取得了从理论上深层反思这些问题的机会，也使得我具备了这种能力。当然这种反思已经远远超越了小时候的思考，是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反思这些问题，是真正的从党、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的角度来反思这些问题，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改变了我的命运、改变了我们家族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就使我以一种感恩之心来研究邓小平理论。我这２０年来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我献身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这就是我的源动力。当然，这是最初的动力，后来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括现在的科学发展观，已经摆脱了当初搞研究的那种原始的冲动，而变成了一种责任感，一种对军队、对国家、对整个民族的使命感。在长期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大的思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不是几代人就能做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邓小平开始，而是从建国就开始了，包括文化大革命都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是在曲折中也在发展，在曲折中也有进步。党的领导核心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中写出了自己的文章，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都在书写着中国特色社主义初级阶段的文章。那么，这其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我们研究这些东西，就应该把它们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我研究邓小平，自然也会研究"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以及以后更深一步的社会主义创新理论的研究。
对话方永刚 （二）
记 者：你是是怎么给研究生讲课的，这样的讲课风格是怎样形成的？
方永刚：我06年课时特别多，仅上半年就有300多，实际上还有几个课时我就完成了06年的教学任务了。
对研究生的授课是专题式教学，比如说讲政治学，就不能局限于政治学的领域，还要联系国内政治问题，国外政治问题，历史的、现代的，还要结合军队现实问题，比如说军人参政的问题，国外的军队是不参政的，但是在我国是要参政，军人有政治参与，我们参政怎么参？军人怎么参与？军人有哪些政治行为？如何把军人参政的意识升华为坚定的政治信念？这个都是要考虑的。我曾经写过的军队民主就与这个有关。
刚到学院时，教研室的杨主任特别注重青年教员的讲课培养，要求反复的试讲，记得我第一讲是讲巴黎公社，我在黑板上把整个的巴黎地图画了出来，标得非常清楚，因为我学过地理。事实证明，我用说评书的方式来讲历史，把历史还原成生动的细节，按照几条线索，讲清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意义、启示，站在学科前沿，再加上灵活的讲课方法，效果很好。
1987年10月，我调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讲科学社会主义和讲历史的方式不一样，讲历史就是要把事件、史料堆积起来，再讲清其中的联系，讲理论则是三句话之间的逻辑联系，逻辑性非常强。在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没白呆，锻炼了我的理论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为什么一些同志虽然也掌握了很多的资料，但讲不了课？那是因为他们讲进去出不来。讲课就是要把书越读越薄，进得去还要出得来。
昨天晚上，我的一位挚友曾问我后悔不后悔。
记 者：他说的"后悔不后悔"指的是什么
方永刚：就是奋斗了这么久，最后得了结肠癌，后悔不后悔，我说一点都不后悔。作为老朋友，他一直怕刺激我。我感到很幸运，组织对我不薄，让我把前二十年最好的精力、最好的时间都用在教学、科研和学术上。这次我的病不是因为官场失意、生意场上失意、情场上失意，也不是因为家庭原因，更不是因为朋友对我不好，而是在我很顺的情况下得了这个病。说你按照过去的打法走到现在了，走得并非一帆风顺，遇到了很多的坎坷和曲折，可以说付出了很多。说实在的，我从没考虑过假如自己战胜不了癌症怎么办，因为我干什么都总是全力以赴。如果做事之前就前怕狼后怕虎，实际上自己已经消耗了很多的精力，你就不可能全力以赴的做这件事，成功几率就非常小。我要是想写文章，除了吃饭睡觉什么都不干，如果一段时间反反复复，犹犹豫豫，啥都想干，就啥都干不成。在这方面，美国电影《阿甘正传》里的阿甘是我的榜样，阿甘大智若愚，他是一个很成功的普通人，他打仗，什么都不想，一直往前冲，不怕死，结果自己是最成功的，还死不了；想打乒乓球，天天打，打得出神入化；乒乓球没意思了，想跑步，就从美国的东海岸跑到西海岸，跑了好几年，后来不愿意跑就停了，说不干就不干了；他想喝饮料，总统接见他，也喝一大堆的瓶子放在旁边，喝到尽兴，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他想做的事都做成了，为什么呢？人这一生能量是有限的，有限的精力关键要用好，集中优势兵力来对付主要战争，如果分散了，可能什么都做不成，大智若愚、聪明反被聪明误，以及难得糊涂，说的都是这个道理。真正的智者啊，有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一眨眼就过去了，不要计较什么事，看得很长远。什么叫"大智"，就是要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他的问题忽略不计，主要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阿甘呢，看不出他有智慧，但他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矛盾，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他要做就一根筋地去做，其他人说什么，他不在乎，所以他成功了；为什么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呢？龟兔赛跑，为什么兔子落在后面？因为他什么事都考虑跟自己的利益有没有关系，任何事情都考虑，他的能量都用在别的地方了，其实他走了最远的路。像方仲永，非常聪明，最后却失败了，反而一些天资不怎么好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了。
在调职调衔的时候，有时候我感觉很不如意，但我就想，今年不行明年总行了吧，明年不行后年总行了吧。
对于金钱，我有一种观点：有钱的人春节时候吃豆角，没钱的人春节吃大白菜，五月份再吃豆角，都是吃，五月份的豆角还是时令菜呢。在名利上，人生死什么都带不走，开始我也功利心挺重的，后来明白了，工作做到位了，领导自然会为你着想。
这次病考验了我三个方面：第一，检验了我的社会关系，为我忧心的朋友太多了，说明我是一个社会化比较充分的人；第二，说明我在领导心目中还是占了一定位置的，他们很重视我，重视我的工作；第三，检验了我家族遇到突发事件后的应急反应机制和能力，说明了我这个家族遇到事情后应急机制是很迅速的，在我病倒后，他们背着我有了决策的能力，做了很多的工作。
这次生病让我检验了、思考了很多问题，在我的生命和工作中，我结交了许多贵人，比如说每天上午来给我按摩的师兄，他是我入学院的导师，我来到这里之后，他教我如何了解部队，如何了解学校， 20多年的交情。第二是徐明善，我跟了徐主任19年的时间，他是我研究生导师，又是我领导，他比我年长一旬，所以我们兄弟相称，工作上是合作者，感情上是亲兄弟，他开玩笑时说："等我死了，方永刚你给我念悼词去！"就是这样的关系，他比较欣赏我，我也比较愿意和他在一起，他心非常正，对人非常热情，而且他不会给你亏吃，所以在他面前也没有必要掩盖自己的观点。说句通俗的话，老同志经历的太多了，年轻人在他面前算小九九，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一眨眼他就知道你下句话想要说什么，所以你就踏踏实实干工作就行了。关键的时候系领导为我做了很多，包括系幼儿园的阿姨都给我送饺子吃，我想吃什么就给我做什么，还有幼儿园老师的妈妈，我都不认识，她们给我到处问药方，这些人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遇到事情要用积极的思维去考虑，不能遇到挫折就唉声叹气，怨天尤人。用积极思维的想法就是：人到低点了，明天就能拔高，往好处走，这就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用积极思维的方式思考的话就一往无前，用消极思维想的话，就瞻前顾后，消耗了你极大的精力，做什么事情都不专一。你取得的最大收获是：我摔得不够重，我失败的不是很惨。你失败最大的是：事做不成。这绝对不是赌博，这是积极思维，当然你要科学决策，值得去做的，就集中精力去做。像袁绍打仗就是哪都舍不得，最后哪都舍了；蒋介石也如此，毛泽东讲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兵力有限，要想打胜仗，就要纂紧拳头，蒋介石讲究堂堂之战，战线拉得太长，哪都舍不得。
病了以后我开始反思，首先是我要战胜癌症，要是不战胜它考虑什么都没用，而且这不光是持久战，还是终生作战。再就是把今后的精力更集中一下，研究些精品，搞一些专题式的研究，现在也不用为职称而奋斗了，现在当硕导、当博导，应该写一些专家级的文章，集中有限的精力研究些重大理论现实问题。
教学是我的本行，一到讲台上，一见到学生我就兴奋，经常后半夜睡觉，早晨起来就上课，一到课堂上就精神，非常喜欢讲课后大家发自肺腑的那种掌声。我上课好多时候是两节课连在一起，一讲就是90分钟，不是我不想下课，是学生们不同意，都做成报告了。
对话方永刚 （三）
记 者：这些年你在研究、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方永刚：这些年我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个是研究，一个是宣传。在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上，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到有组织行为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四大以后，也就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许多的理论认识，特别是澄清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好多模糊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改革的前途和命运，这些问题对我们搞理论教学的人困扰得非常厉害，大家最大的困扰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有没有前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往何处去？基本路线到底能不能坚持下去？特别是中国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不是资本主义、是不是自由化的？经过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大家茅塞顿开，在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学习党的十四大报告过程中，学校召开了一个理论研讨会，那是我第一次非常有准备、有思考的参加了邓小平南巡谈话学习研讨会，这方面我也写了很多文章，是经过多年的思考，用心写成的，这个文章我酝酿了好久。当时，我从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中国现代的发展和当时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冷战结束，苏东巨变等大的环境考虑中国前途命运的问题，隐约感觉到一个问题，即：中国能不能在西方和平演变和国际格局演变中独善其身？能不能不受冲击？开放了，怕别人的和平演变，不开放，中国又发展不起来，当时能不能正确认识国际形势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怎么样来应对这一危机？到底怎么看国际形势的问题？我在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等一系列讲话过程中领悟到，现在世界大转折是一个机遇，邓小平是站在国际战略高度来看待中国发展问题，我们应该看到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而不是丧失机遇。
论邓小平发展时机思想，这个问题的论述主要是以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为指导思想，站在国际、国内发展大局的高度，特别是以当时我国的战略格局为出发点，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准备得比较充分，讲得非常生动，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当时我选用的资料非常生动，图文并茂，并且我本人也是慷慨激昂，引起了很大的共鸣。其中，我举了一个例子，即无论国家的发展还是个人的发展都需要机遇，而当时我们的国家也正处于非常好的战略机遇期，大家也觉得我讲得非常的透彻、丰满，好多问题论述的角度都是非常新颖独特的，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关于发展机遇的思想，我在军内、军外、校内、校外相继讲了十几讲，反响都十分热烈。这个思想可以说澄清了许多疑虑，对于深刻理解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从2003年开始，我全面进入了宣讲十四大精神、宣讲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阶段，先后在中学、机关、工厂及基层部队作了几十场报告，反响也非常好。
记 者：在您所作的报告中，您觉得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场，或者说是听众反响最好的是哪一次？
方永刚：1997年香港回归期间，我准备在学院礼堂为全体教职工做一场报告，题目是《香港回归的战略影响》。该报告主要是站在战略角度上、国际高度上以及周边国家安全的角度上讲述问题。当时我准备得非常认真，领导也非常认可。不幸的是在5月8日那天我遭遇了车祸，造成了第二、第三脊椎骨折，非常严重，但我躺在病床上仍然想着报告的事。大家都希望我能够尽快站起来，在香港回归之前讲这一课，遗憾的是最终我还是没能站起来，我当时非常遗憾，但仍然坚持在病床上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句话一句话的讲授给我们教研室的教员车跃丽，并最终由车跃丽替我完成了这次报告。这是使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报告，虽然报告不是我本人亲自讲授的，但我是在当时身受重伤的情况下完成的，无论是在意志上还是在精神上，对于我都是一个磨练，我也有很大的收获。
我是1997年8月2日康复出院的。出院时，医生叮嘱我要注意保养身体，两年内不要出差、超负荷工作，但我在出院半年后就主动接受了教学任务，并到各地巡讲、作报告，这其中也有几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场景：
1998年6月法国世界杯期间，我在黑龙江漠河给我国最北端的连队边防四连讲课，当时正处在北极圈极昼的时段，当地的风景非常优美。虽然景色优美，但连队官兵的生活十分艰苦，当地蔬菜十分缺乏，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严冬，战士们只能自己动手盖起了塑料大棚，自给自足，我看到这个情况十分感慨。尽管地处偏远，信息比较闭塞，但官兵们对于国内外的大事非常关注，但苦于没有系统地知识体系，存在着许多疑虑。比如说在美国的霸权主义对于中国威胁的情况下，政工干部如何在边防官兵中激发战斗精神等方面存在一些疑问。具体表现就是我们当时的政策趋向于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搞好关系，而美国又频频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侵权行为，因此，有的官兵则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太软，这就给战斗精神的培养造成许多困难。
当时战士们最关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随着江主席访美，中美关系改善，两岸关系将如何发展？两岸会不会打仗？我们如何看待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那时虽然我手头上的任务很多，但我还是挤出时间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我从黑龙江的历史开始，讲到中国的周边环境以及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我向他们阐明了我们国家的国际战略，就是要通过开展大国外交，营造良好的周边关系，抓住时间加快发展的硬道理。我们有了实力，综合国力上升了，军队实力提高了，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就会越来越多，我们国家就会越来越强，我们国家现在的中心任务还是发展经济。当时我的课在部队官兵中的反响很大，战士们觉得非常解渴，觉得我讲的既有理论深度，话又说得生动，通俗易懂。他们觉得我把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及欧盟之间的关系对我国造成的有利及不利因素讲得非常清楚。我刚讲完课，部队领导就给系里领导打电话表示感谢。
我在四连讲课的时候，连队虽然任务很重，但全连除了站岗、巡逻的同志以外都参加了。这是一个具有光荣传统，并受过军委表彰的英雄连队。那次讲课对我的启发也很大，也受了教育，主要有两点：一是在祖国的北大门有这样一群可爱的战士守在那里。他们战严寒、斗酷暑，非常不容易，他们那种奉献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二是边防部队官兵很关心国际形势和周边局势，需要我们带给他们最新的知识和最前沿的理论。因此，我们的眼界应该放宽一点，瞄准一线官兵的需要，送学到边防，为他们服务，为部队服务。
我到长山要塞去进行函授辅导，因为部队白天有训练任务，我们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讲课。前面有两个老教授先讲，我最后讲，轮到我讲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最让我感动的是，等我把函授辅导的内容讲完后，也不知那些战士们从哪里听说方教授很"能讲"形势和理论问题，有些志愿兵和干部的家属们抱着孩子去听我的讲课，都晚上九点钟了，还在那里不肯走。我想由于"朝核问题"，朝美关系很紧张，他们很想了解周边环境，尤其是朝鲜半岛附近的局势。其实当时我因为刚下船，人感觉很疲惫。但我看到那么多渴求的眼睛，又想到在这防海岛上很难有教授们前来讲课，作为教师的我责任感油然而生。于是我就给他们讲了两个多小时的朝鲜半岛局势问题，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半。他们觉得非常满意。我想这也可能是我教学生涯里讲得最晚的一节课。这件事让我非常感动，让我感觉到在这海岛上不仅是边防部队官兵有知识需要，连他们的家属对知识的渴望也很强烈。我觉得我们这些教员到部队去，除了完成既定的任务，应该创造性地为部队进行其他一些知识服务。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员应该一专多能，有思想准备和针对性的知识准备。比如我到漠河，我就给战士们讲俄罗斯的情况，到长山岛，我就讲朝鲜半岛的情况。
1999年3月23日，我和心理学教授张信兴到石城岛进行函授辅导。早上6点准时起床打开电视，看凤凰卫视，突然得到消息：科索沃战争在凌晨3点爆发了。之前，我一直在关注和追踪科索沃事件，如怎样看待科索沃战争，它的性质是什么？是不是侵略战争？它发生的原因、背景是什么？我国政府关于它会有什么表态和立场？对我们国家、军队的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等等。作为教员的我们应该怎么办？于是我就迅速收看了凤凰卫视以及中央四台关于科索沃战争的点评。在吃早饭之前，我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思路和讲课方式。吃早饭时，要塞区的政委和团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关于科索沃的问题，并对我们提出能不能把上午的辅导课程调到下午，先给他们官兵讲一讲科索沃战争的要求。但他们也知道这场战争才刚刚发生，没有网站和现成的相关资料，讲课的难度非常大，所以他们只是试探性地提出。我说，这样吧，再给我一小时，我吃完饭回去后再整理一下思路，8点30分正式开始讲课。因为我平时对这些问题都有收集，所以讲起课来非常顺利，一上午我讲了三个半小时。我给他们讲了科索沃战争的性质和由来，交战双方的实力对比及战争发生的可能前景，我们政府的原则和立场，对中国军事发展有什么影响，我们军人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些问题我都讲到了，战士们非常高兴。这次课，我虽然准备得很仓促，但效果却很好，部队的反响也很大。这也是我授课生涯中时效性最强的一堂课，在战争发生的五个半小时后，我就为战士们讲了这堂课，我几乎是在第一时间把战争的概况和中央的精神传递到了战士们那里。
就这样，从石城岛、獐子岛和海洋岛一路讲下来，当地政府机关，像海洋乡政府就组织机关人员去听了我的课。他们给我报酬，我都是分文不收。为表谢意，他们送了我五斤岛上的特产大鱼。在这些岛上讲课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作为一个教员，平时就应该紧跟国家时事、政策方针和国际形势，多积累，多沉淀，并与理论相结合。
科索沃战争爆发后，我在大连市共讲了五、六十堂课，有近万人听了我的课。我不仅讲科索沃，还讲WTO和驻南大使馆被炸问题。
2000年，我开始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四个如何认识"，以及台海形势等问题。2000年3月18日，台湾举行大选，按照总部的精神，部队要进行封闭式管理，学员不能外出。那天是星期天，我和爱人正在商场购物时，接到学校领导的电话，让我火速赶回学校，准备下午给全体学员讲一堂关于台海问题的课。从1992年开始，我就对台湾问题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知识积累得比较多。就这样，我从下午两点钟一直讲到五点半，讲了台湾问题的本质，台海问题的由来，影响台海问题的几个因素以及民进党上台后我们的政策走向。这次课我仅准备了两个小时。当天晚上八点半，大选结果出来了，证明了我的预测。
2000年以后，我和徐明善主任共同申报了一个课题：根据1999年政工会议的精神，以5000份思想问卷作为手段，反映当前海军官兵的思想状况。问卷包括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和平与发展主题、军事变革、科索沃战争等问题对官兵思想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我2000年4月初到部队搞问卷调查。部队对问卷调查比较谨慎，一般不愿意组织官兵参加这样的事，怎么办？我当时想了个办法，就是以心换心，具体说就是我为部队作报告。因为我在有很多的学生，而且一些领导都认识我。这样的话，我就去给他们讲课。所以，他们听说方教授来讲课，基本都不缺席。他们的政委都听过我讲课，所以基本上座无虚席，听了我的讲课，都觉得比较解渴。这样我讲得比较卖力，他们给我作问卷也很认真，这就达到了双赢。这里面还有个故事。我到了某基地，基地政治部主任，也就是现在的曲政委，他和我们学院的崔副院长非常熟悉，曲主任对我不太熟悉，但崔副院长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并指示我讲课要谨慎一点，一个半小时就可以了，因为首长们都太忙了。当时基地安排党委中心组听我的讲课。我按照三个问题准备，前两个问题，我讲了一个小时，还剩一个问题，我准备讲半个小时。这时，他们基地政委和曲主任耳语了一下，曲主任就和我说，方教授，你讲了一个小时比较累了，政委的意思让你休息一下，然后再讲。休息过程中，政委就过来和我说，方教授，我们看出来了，你对这个问题很有研究，而且很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你没有人云亦云或者完全对上面的文件精神照本宣科，你有自己的看法和研究。这样吧，第三个问题，就是影响台湾问题解决的主要因素，以及力量对比，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式等等，你能不能敞开了讲。我说讲多了行么？他说没问题，你讲到几点都行，今天晚上我请客。此时已是下午四点钟了，就最后一个问题，我讲了两个半小时，到晚上七点钟才结束。他们说，方教授，你讲得太解渴了。这个课的代表性在哪呢，就是针对当时的台海局势，在复杂的情况下，能够把很复杂的问题，很尖锐、敏感的问题，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很明确地表达出来。既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台湾关系的政策，又充分掌握了这个形势，所以说这是非常典型，非常成功的一课，也是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一课。
在基地为党委中心组讲完之后，就传到各个单位了，我就出不了基地了，各个单位都要求讲。由于部队很多家属都在市内上班，她们到自己单位就和领导讲，说来了个方教授讲得活灵活现的，特别生动，反响特别好。这样的话就离不开那个城市了。市检察院、市公安局等单位都邀请我去讲。就在这个时候，家里突然来电话，说我父亲患了脑血栓。这样没有办法就中断了。在下部队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在没有任务的情况下，我上午讲、下午讲，有时晚上还要讲，总共讲了15讲吧。
2000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来后，从提出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开始紧密关注这个问题。我对理论有高度的敏感性，主要集中在前沿问题。2000年6月28日，建国以来中央第一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提出了"四个如何认识"，就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对人们的思想影响，如何认识当代国际环境当代国际政治斗争对人们思想的影响。这里面讲了"两个不容易"，一个是这些理论问题说清楚不容易，第二是向大家说明白，说服人民不容易。我觉得这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加上当时又是世纪之交，于是我开始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研究宣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讲"四个如何认识"。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回答了这些问题。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新思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新的思路，来回答世纪之交我们面临的这些理论困惑，也引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怎么来认识这些新思想新观点，在干部群众中不统一。比如，怎么认识剥削的问题，怎么认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问题等等。刚刚把邓小平理论写在党的旗帜上，那么现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什么关系？和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关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我们党的建设是什么关系？和国家发展是什么关系？和军队建设是什么关系？以及现在下岗失业、贫富两级差距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当时由于我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直是跟踪研究的，所以，我就被应邀为大连市宣讲团成员，宣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可以说，大连市我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听众是最多的，大连市民政局下属的几十个干休所，都听过我的课。
记得2001年暑假期间，我在大连市小龙街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可以说有许多人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存在模糊认识，有些老干部，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是非常忠诚的，对邓小平理论也有深刻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密切相关的，它们之间首先是继承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它并没有违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而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一种总结，总结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发展中规律性的东西，三条结论就是三条规律。另外，我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毛泽东、邓小平就是最好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践行者，虽然我们今天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但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在自觉地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不过当初没有归纳总结出来。比如，我们为什么要提出推翻"三座大山"，"三座大山"是三根绳索，是三个旧的生产关系，他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推翻"三座大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为什么要引进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什么要打土豪、分田地，为什么要解放全中国，为什么我们建国要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政体叫人民代表大会，我们的法院叫人民法院，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人民两字充分表明了我们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也就是我们在任何时期都在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种观点完全是通过我个人思考得出的结论。提到毛泽东同志，我讲到他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从井冈山讲到江西瑞金担任中国苏维埃主席再到遵义会议终于拿起军事指挥权。我们的毛主席应当说本是一个书生，本来也可以走上讲台从事教师职业，但是毛主席以中华民族解放为己任，坚信共产主义理想，通过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孙子兵法等著作，研究起了军事问题，以至于达到了用兵真如神的境界。毛主席的行为本质就是要引导中国共产党沿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道路，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程就是坚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过程，我们中间所走的弯路就是没有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道路来走。其中，一个老人听到我的讲解后，触景生情，竟然失声痛哭，这说明我的课使他想通了，多年的心结也随之打开。
新时期以来，党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由当时我们国家所处的环境来决定的，环境变了，我们研究的主题也就变了，但是我们坚持的基本原则、基本原理没有变，随之变化的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理论的表述也具有时代性，我们今天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最基本的三条理论拿到今天来，再打上时代烙印，与时俱进，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绝对是一件明智之举，同时我们可以用它来解决今天的许多问题。我们现今大力发展生产力，不仅要发展传统工业，更要注重提高高科技含量、信息化含量，例如要着眼向太空、电子空间方向发展。我们的军队现在为什么相对比较落后？我们的人口世界第一，是个大国，但为什么我们现在面对美国的霸权仍心有余悸?台湾问题迟迟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源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战斗力还比较落后。
关于先进文化，我认为当今全面发展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要发展先进文化。目前有许多人对于文化的问题感到困惑，而我们党就是要引导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先进文化方向到底在哪里？对此，许多人有许多疑虑，例如提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底哪部分人富起来而哪一部分人仍处于贫困中？为什么有部分老百姓还成了弱势群体？其实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初衷，这并非他的本意，他曾经说过，如果改革开放形成了两极分化、我们的国家走向了资本主义，那么改革开放就是失败了。而现在社会上确实出现了较大的两极分化，而要解决问题，我们党就必须要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巩固我们党的领导，促进社会稳定的必由之路。我从国内国外历史的角度，从苏东巨变，到当今国际力量对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以及我们党员队伍发展变化的情况，多方位讲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注重了高度、深度，又兼顾了广度、宽度，大家听得非常认真，都有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感觉，听众评价我的讲座是集理论与实践、问题与对策、创新与历史于一身的精彩一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01年的9月，我做研究生论文到部队调研。当时，沈阳军区联勤部要组织江泽民讲话宣讲团，我被聘请成为其中的一个主要宣讲成员，主要是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背景、内涵、历史地位、指导意义这些问题。当年9月7日从沈阳出发，第一站到了黑龙江的齐齐哈尔，整个齐齐哈尔的驻军全部听了报告，场面非常壮观，得到了这么高的重视，当时我也感到非常自豪。我准备得很充分，整个讲课的过程中我全部脱稿，讲得非常实在，逻辑性也非常紧密，取得非常好的反响。就在这次宣讲过程中，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应部队领导和官兵的要求，我又连夜准备讲稿，为官兵上了一个针对"9、11"事件的国际形势讲座，官兵们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感到意犹未尽，于是在当年的年末，应部队再次邀请，我单独到该地讲了两课，内容主要是中国战略格局与周边环境的问题和世界军事变革与中国国防建设的问题，官兵们的反响十分热烈。
当时，宣讲团大部分成员讲课都在20-30分钟左右，而我则要讲上几个小时，我讲的问题也比较广泛，一般都是讲两到三个大问题，整个讲座过程一直持续到10月初，半个月时间总共讲了20余讲，基于我的表现，沈阳联勤部特聘我为客座教授。打这以后，每年我都要到联勤部去巡讲，各地的官兵大部分都听过我的课。就在今年7月，我还到了长春、哈尔滨两地讲课，走到哪讲到哪，日程安排非常紧。讲课的内容主要是围绕新世纪新阶段我军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我国的周边环境，反响非常热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对话方永刚 （四）
记 者：方教授，你能简单介绍一下你宣传党的创新理论的历程的和感受吗？
方永刚：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久，我在旅顺口区的铁山镇做了一场关于WTO对我国农民的影响以及我国周边形势的报告，原计划是给镇里的干部党员讲，没想到去的人很多，有上千人，其中还有很多是镇里的农民。我一上午一口气讲了三个半小时，那些农民听的特别认真，在我做报告时，全场鸦雀无声，尽管他们很多是农民，但是他们也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同时我的讲课确实是讲到了他们的心坎上，讲WTO对他们的影响。讲完之后，当时镇党委书记做了一个总结讲话，他说，现在农民也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但在很多问题上他们始终想不清楚弄不明白，今天请方教授给我们一讲，我们很多问题就想明白了，很多事情弄清楚了，比方我们国家的政策对我们农民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国家现在的形势如何啊等等。这个时候，有一个坐在担架上的老党员说要见我，我没有想到一个80多岁的老人，坐在担架上听了一上午我的讲课，而且说非常想见见我，我非常感动。我见他时他跟我说：孩子啊，你怎么会说农村话呢？我说：老爷爷啊，我本来就是农村出身的，我也是农民的孩子。随着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及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我非常关心家乡的变化，非常关心“三农”变化，我也非常注意研究WTO对中国农民的影响。当时，我非常非常感动，我的讲课能够引起那么多农民的共鸣，还有这么一位老党员的共鸣。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占领着《旅顺论坛》的阵地，一有重大的理论问题，该杂志都邀请我做辅导报告。现在搞市场经济，大家都非常忙，但是他们一听说我去讲课，都会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听我讲课，也经常向我提问题。他们说，虽然对很多国家层面的理论问题不是很懂，不明白，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不爱听一些走形式的政治课，一有政治课，他们都是能拖则拖，能不去则不去，不知道为什么，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例外。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政治课应该讲什么怎么讲的问题。我通过长期的实践，感觉到这样的讲课，既要有舆论导向，又要形式多样。所以我讲课一般采取三种方式：一种是根据他们想要听什么，想要了解什么，想要我给他们解答什么疑问，他们给我出题，然后我再给他们讲，有针对性地讲；一种是听众边出题我边讲，事先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就像答记者问似的；第三种就是我讲完之后，他们有什么问题让他们充分地提，不论是什么问题，我都给予耐心细致的解答。这样就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效果非常得好。比方说这几年，我在大连理工大学、大连轻工业学院、辽宁师范大学等高校给大学生讲课，大学生的思想都非常活跃，那么我给这些大学生应该讲什么？我主要给他们讲中国的当前形势、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周边环境等等这些大学生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一般我都讲一个半小时左右，而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给他们提问，大学生的思想非常的活跃，提的问题什么都有，有些提问也非常尖锐，我都一一给他们解答，他们都非常愿意听。
今年，大连白云书院邀请我去做报告，提前两个月就约好了，并且在大连晚报等媒体上做了大量的宣传，要我讲一个非常敏感的题目：中日关系问题。当时中日关系正处在敏感时期，这个问题非常敏感，但是各级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希望能讲讲这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实在不好讲，因为上面有政策，并且我的身份是军人，这样很容易让人误解我所讲的话代表军方的意见，因为老百姓也搞不清楚。盛情难却，我只好答应。讲课那天，一个有两千多座位的礼堂全都挤满了，我就跟负责组织这次讲座的人说，要他们调查一下今天来听讲课的人当中有多少日本人，他告诉我，据估计大约有两百左右的日本人。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听众中带笔记本听讲课的就有几十个，很多人都是有备而来的，更不用说带录音笔等来录音的了。这个问题太敏感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确立我讲课的两个原则：第一，在中日关系这个大的问题上要坚持中国政府和外交部的原则立场；第二，我相信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精心的准备。我对这个问题一直在做研究，像钓鱼岛问题、东海石油问题，包括历史问题等等，在讲的过程当中力争严谨，同时做到活泼。这样，这次报告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现场几乎没有什么说话的声音，但是能够听到噼噼啪啪打字的声音，很多人都在记录我讲的内容。讲完之后，很多人都围上来跟我交谈，说讲得非常的透彻，史料非常的充实，讲课中语言的把握非常准确，讲课的气氛也非常得热烈。
2005年，全国开展党的先进性教育，我在大连市一共做了80次讲座。这么多年来，除了我工作的职责在学院讲课之外，我在外面做的大型报告至少在500场以上，加上一些小型的课，总计在1000讲以上。我在学校给学生讲课也比较多，今年就有200多课时。除了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之外，我每年都要在外面做大量的报告。我讲课早已成为一种自发、自觉的行为。我讲课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从1992年到1998年，这是我讲课的初始阶段。当时我很年轻，由于平时在课堂上讲课效果不错，加上我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学识底蕴比较厚，大家偶尔叫我到外面讲。这一阶段我在外面讲课不多，每年只有几十讲，主要是在不断摸索着怎么去讲课，怎么样去积累知识，怎么样使我的讲课更加富有吸引力感染力等等，这个阶段我对理论的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
第二阶段是从1999年到2003年。其中标志性的讲座就是科索沃战争爆发。战争爆发之后，我在大连大量讲科索沃战争的问题，我的名气也像战争爆发一样，得到了质的跃升，得到了大连市的认可，同时也成为了大连市和辽宁省国防教育讲师团的成员。这期间，我在学校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也非常重，还在念研究生，承担了多项国家重点课题。我身上承担了学习、教学、科研，以及在外面讲课的多重任务，怎么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应该说这段时间我非常非常忙，每天都处在疲于奔命的境地。为什么要这样，很多单位对我非常信任，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我去讲课，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信任，这是对我的工作的肯定，我感到了极大的满足感，即使再累我也必须去讲。这时候我出去讲课，更多地感受到一名理论工作者责任感的厚重，这个阶段我的讲课已经逐步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了。
1999年以后，我在大连市范围内，包括各大驻军的讲课，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此期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也是在思考一种现象，那就是随着“四个多样化”的加强，人们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多元化，信仰多元化，国内信教的人数也以每年12%的速度急剧上升。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随着法轮功闹事，信教的人数上升，马克思主义的根基怎么巩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但却有越来越多的人不信社会主义，不信共产主义，信这个教，那个教。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这里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们改革开放的发展，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为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风景这边独好，发展的势头很强，但人们精神世界、精神家园却相对空虚。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佩服那些传教的，他们在与我们争夺思想领域的过程中，手段是灵活的，方法是多样的。而我们在坚守阵地、扩大我们阵地的过程中，做得不是很理想。2000年，江主席提出“四个如何认识”，但问题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理论上或者在写文章上说清楚了，但广大群众却没有从思想上真正认识这些问题，他们迫切需要我们来解答这些问题。但从现实来看，做纯理论的多，坐办公室闭门造车的多，写大部头书的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花了这么多的精力、人力和物力，但研究得再清楚，工人、农民、学生、一般的干部和企业管理者能有时间和兴趣去读吗？怎样把研究出来的党的创新理论，结合现实的、大家关心的现实问题，讲给他们听，说服他们。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让他们接受，树立他们的信仰，坚定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主要工作。而现在，能做这项工作和正在做这项工作的人太少了。
1999年，我到部队去讲课，我的课讲了三个多小时后，他们的政委马上就对他们的干部说，你们不是说基层的政治教育课难讲，官兵不愿听吗，那么你们听听方教授是怎么讲课的。理论问题要是结合实际，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你看大家爱不爱听，关键还是讲课的方法问题。后来我到很多部队去讲课，很多地方都把我的课当作政治教育课的样板。当时我就想，既然我被大家所接受，自己本身又热爱政治工作，能把理论转化为实际讲给大家听，那我就要责无旁贷地把这些知识传播给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我是不计报酬的。他们的需求，变成我研究理论和将理论转化成现实问题的动力。
第三个阶段从2003年起，我开始有组织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一年，我被骋为沈阳军区联勤部的课座教授，2004年参加了全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宣讲比赛，这既是对一个教员理论素质的检验，更是对其综合素质的展示。在此期间，我过关斩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专题，拿到了全军讲课比赛三等奖。这是我教学生涯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因为如此，学院推荐我参加了总参院校教学奖的评比。我还获得了全军院校育才奖银奖。在学院及地方的组织下，2005年我参加了“党的先进性”宣讲，今年又参加“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宣讲。
每一次讲课，都有每一次的收获和每一次的满足，当你经过精心准备，把理论研究的成果，把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介绍给大家时，针对他们的问题给予热心的解答，让他们满意，而他们给予我热烈掌声的时候，我认为这是对一个理论工作者最大的肯定。说句心理话，参加这些理论宣讲活动，我并不是在乎这些获得的荣誉，而是把它当作我个人的一个追求。同时，部队和社会对我的接受成为我最大的满足。上级对我的宣传，这是对我的肯定，但我并不会追求这些名利，我只是感到理论工作和宣传工作是我的责任，作为一个理论教员，这是我的历史责任。作为教员，你是灵魂工程师，是党的先进理论的传播者，担负着把党的理论、党的声音武装到人民群众头脑中去的任务，这就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你就得干好，责无旁贷。教员这个职业，想发财的干不了，能力不行的干不了。做人的思想工作，首先你要先比别人多走几步。理论研究是非常枯燥的，而且它不能搞成文化快餐。这样的工作，利益回报是很少的，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要甘于寂寞。我们要甘于做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否则，我们的理论阵地就会被教派和各种邪说占领，那样的话，就不是共产党的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信仰不统一，中国就会像伊拉克一样一盘散沙，人民越想安宁，就越安宁不了，这就是中国的大政治，老百姓可以不关心，但我们理论工作者不能不关心。我们不去维护这条道路，这些政策，不去宣传这些理论，如果真正出了什么问题，人民是不会饶恕我们的，我们也对不起党。我们应该上升到这个高度来认识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作为我个人来讲，就得有种厚重的历史使命感。
在今天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人们的思想极容易波动。特别是在功利色彩非常浓厚的今天，人们的信仰到底怎么办？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很困惑。我们怎么样能够像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学习，学习什么呢？我们的理论是真理，是科学的，但宣传理论的手段，相对于这几个教来说，是非常贫乏的，是非常不完善、不规范的。这些宗教有礼拜、有洗礼、有宣誓、有圣诞节，有感恩节。用这些节日，用这种形式把它仪式化了，而且整天也都在说这几句话，“主啊，谢谢你啊，感谢你给我面包”。他们的主是谁可能都搞不清楚，但他们感谢主。我们吃了共产党的面包，但是感谢主，感谢神。那是谁的面包啊，那是共产党的面包。他感谢神给他送的面包，共产党还没份了。那么现在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殚精竭虑帮助老百姓，解决“三农”问题，关心下岗职工，但是最后他们在家里说感谢神，却没有共产党的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建国的时候，人民都说共产党好，高唱东方红太阳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应该说，那时候切切实实感觉到，牛是共产党给的，地是共产党给的，房子是共产党分的。那么现在人民生活改善了，条件也变好了，为什么不感谢共产党了呢？有的甚至还骂共产党，为什么？为什么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不值得反思吗？你又不能骂老百姓是白眼狼，你吃我的喝我的还骂我，你还跟着别人跑，你能那么说吗？当然不能。那么就要从自身上找原因。我们的理论是与时俱进的，但是我们宣传理论的方式方法手段是落后的。当然，我们不能像文化大革命搞跳“忠字舞”那种形式化的东西。但是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应该有。党旗宣誓不是所有人都能宣誓的。那么对广大的工人农民，能不能创造一种他们所能接受的方式，接受我们共产党这个理论、这个信仰呢？
马克思讲：“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但是，理论掌握群众，怎么掌握群众呢？这就是理论武装的问题。那么我们党建党以后特别是长征以后，包括长征以前建立根据地的时候，还有长征以后土地革命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才有几个理论家啊？哪有电视，哪有网络，哪有报纸啊！那些理论工作者，那些政工干部，宣传干部，看过几本书啊，读过几年书啊！哪有什么博士文凭的！为什么那些大字不识的老农民都能接受我们党的思想理论方针，信党、跟党，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理论宣传上采取了当时这些人能接受的方式，创造了很多很好的方式。
记 者：方教授，我觉得您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的过程中，听众中一方面是爱听、愿意听的群众，另一方面是一些理论工作者，他们也是在向您学习这个党的创新理论宣传的方式方法。
方永刚：是这样的，但是我个人的宣讲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覆盖面，一般都是干部听了后再下去宣讲。所以，我讲课的光盘哪里都有，也可以说侵犯了我的知识产权。但一想到这种形式不是为了赚钱。从这个角度讲，也是值得的。况且，以后我还会继续讲党的创新理论，他们通过录像学习，本身也是宣传，我本身也是受益的，对我也是个推动。
当然，我现在生病了，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休整一下，进行深入地思考和学习。我买了不少专家包括高层领导的材料，看看他们讲课的内容、观点和技巧，使自己更加丰富。如果我的病能很快好的话，我将以更扎实的功底，更好的讲课内容，更饱满的热情，更新的姿态和面貌，出现在大家面前。
其实，在我们学校做理论宣传的不止我一个，像赵言舟教授，黄金声教授，王真教授，徐明善教授，还有其他年轻的教授、副教授等等，他们做得都非常好，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他们都给予了我非常大的帮助。这次对我的宣传是人家给我创造的机会，是学校领导给我创造的机会，这些年来我个人的贡献是微薄的，如果说我做出了什么贡献，那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有这么一个宣传自己的机会，也是他们这么多年来谆谆教诲我、培养我的结果。比方说，在这些人当中，黄金声教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徐明善教授是我的硕士生导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起搞科研，他们在很多很多方面都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还有我的老主任崔常发副院长，老院长徐莉莉等人。我感到，我的健康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属于大家的。我不仅仅为了我自己要战胜病魔，我更要为我身边的和不在我身边的关心我的人、帮助我的人、牵挂我的人战胜病魔。我们是在组织中生活的，应该说生活在组织中，有组织的生活是非常幸福的，能够得到组织的关心和帮助，这种体会在这次生病期间我感觉更加真切。我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给我们班每个同学的留言册上留了一句话：让扰攘不息的心头始终保持平和。这也是我的一个理想，因为那个时候我经常愤愤不平。我的一个同学给我留言说：降低声调，放慢频率。但是这些年以来我的声调越来越高，我的频率越来越快，禀性难移啊！那么怎么样让我扰攘不息的心头保持平和呢，我觉得有一颗感恩的心可能会好些。
对话方永刚 （五）
记 者：干了这么多年觉不觉得累？
方永刚：怎么不累，有时候烦、累，累了就想休息休息，但休息不下来。你你看那谁谁谁，人家礼拜六礼拜天陪陪老婆孩子，逛逛街什么的。我很少很少，几乎很难，你嫂子经常有这么句话抱怨。我们家客厅里有台电视，在客厅里看电视会影响我工作和儿子学习，她晚上到我儿子那屋，我儿子就撵她，说：“去去去，学习呢。”到我那屋我也撵她，到最后她只能回自己那个屋。她就说：“我算什么，我在家里都被边缘化了。”后来她就自己买了台小电视，守在自己屋里看电视。晚上她想睡觉就先睡觉，我们俩谁也不知道。我儿子学他的，我工作我的，这已经成为我们家的生活模式。
记 者：有时候听别的教授也说感觉很累了，感觉很消沉，不像您这么积极，这么乐观，这么富于激情。
方永刚：老子讲“何其光何其沉”。这里讲的意思是，不要远离生活，要亲近生活。什么叫生活，百姓的一日三餐就是生活。不要自命清高，不要把自己和百姓分隔开来。生活的丰富多彩，实际上是由百姓展现出来的。你在那孤峰自傲时，你已经断了你的源头活水。你这个人，你觉得你挺孤峰自傲的，当你切断了和百姓的联系的时候，你的生命力基本也停止了。你已经没什么源泉，没什么动力了。
记 者：就像希腊神话里的那个双脚不能离开大地的神。
方永刚：对，双脚不能离开大地，确实如此。大地是什么？对我们来说，大地就是基层，就是官兵，就是百姓，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他们的表情，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一日三餐，你都不能离开这些。所以过去讲圣人立足于尘世之中，而不是高高在上，这样才行。别众人皆醉你独醒的，好像就你自己自命清高的，这没有必要。所以说，人是社会化的动物，要充分社会化，所以说人要“俗”。这个“俗”不是庸俗的俗，而是世俗，就是在这个社会，各种风俗习惯，人情世故，你不能脱离这些东西。我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合群，老的我也合，我这个年龄段的也合，年轻的我也和他们一样朝气蓬勃。人只有被人所接受，为人处事被人所接受，他讲的道理人家才能接受。你总觉得真理在你那里，你高高在上，觉得自己是传道的，肯定不行。过去我们革命时期，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也好，理论宣传工作者也好，首先都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给他们挑水，给他们做好事，先交心交人，让别人对你产生那个信任。信任你的人，才能信任你的思想。但现在我们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即我们的理论是很好的，但让某些人一念，这个经就歪了，老百姓就不信。我们的大理论家，我们党的领导人创新理论，可以说这些理论是纵览全局，立足国际国内、军内军外的战略高度，这是多少人的大智慧才产生这些理论，那是真理。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些真理理论给灌输到老百姓中去，给它还原到生活中去，成为思想导向。那现在问题在哪呢?为什么好的理论、好的思想，给老百姓灌输不进去？有的人你还没开始讲，他就开始反感了。讲的人做得不好，老百姓不相信你，大家反感你，你讲这些理论，那不相当于糟蹋那个理论吗？你这个人我相信你了，你再去讲这些理论，那是可信的。所以说我们的理论家，教育家太像理论家，太像教育家了。
我回老家时就是见啥人说啥话。路上遇到放牛放羊的，我也蹲下来，给他点根烟，问问收成怎么样，家里情况怎么样，家里老人孩子怎么样，等等。一下子就拉近了感情，他自觉不自觉的就会把他的想法和你说了。这时候你再讲什么道理啊，他很容易就接受了。他还会说，不愧是文化人，讲得就是有道理。你觉得你高高在上，不理人家，穿得西装革履的，那别人只能敬而远之，这还算不错的了，甚至你走了后别人会在你身后用手指点你。所以我回老家从来没穿过西装，就穿过几回军装，一般就是便装。所以你应该从各个方面和基层部队打交道，包括我们的干部，我们的战士。你和他们吃在一起，玩在一起，包括喝酒，亲如兄弟，拉得很近，这时候你讲什么，他们很容易就接受你了。这是人之常情。你要是高高在上，感觉真理在你手里，首先他就会反感你的人，更不会听你的话。
搞理论研究，理论宣传工作，首先你自己要把它当成你终生的事业来做。要为信仰而工作，自己想做而去做就不觉得苦，而且板凳也能坐得住。如果著书都为稻粮谋，不要来搞理论，理论这里面没有什么稻粮，打稻粮也是长远的收成，不是马上就能看见的收成，是艰苦长期的工作。现在的问题在哪呢？作为一个理论研究者、宣传者，第一，你要信它；第二还要耐得住寂寞；第三还要沉得下身子，沉不下身子是不行的。你自己得信，自己不信你研究它本身就痛苦。自己不信讲出来就不是真情实感。大家觉得哪怕讲五分钟的课我也充满激情。激情从哪来，我讲课两分钟就进入情节。有人曾提醒我讲课声音低些，我没法低，根本没意识到怎么控制。有没有话筒都无所谓，我立刻就进入情景了。说句心里话，我自认为不是干教员的料，我没想到我会做教员。换句话说，从最初的理想来讲我不愿当老师，所以高考报考时，我报考的是复旦大学，没报考北师大，目的就是将来不当老师。不当老师干啥？赚钱。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合格的商人，我对市场行情的把握很好，而且我数学特别好。第一，我有赚钱的渴望。第二，我发现我有这方面的特长，有这个本事。我小时候就做过买卖，没赔过一分钱。但结果我还是当了老师。我前些年看了看，到大学当老师太亏了。说明什么问题呢？我考大学到上海，大门是走对了，最后选了历史系，把小门走错了。现在看来，这种结论不对，选的都不错。从当老师这一行讲，学历史是正确的，历史面多宽啊，功底打得多扎实啊。这对我现在讲课，写文章非常有好处。就当老师来讲，没有做官那么前呼后拥，没有赚钱的出手阔绰，但却有掌声、有鲜花。通过漫漫长夜自己研究，自己辛苦备课，平时看书，在那么一刹那，在那么一两个小时讲完后，雷鸣般的掌声，大家交头接耳表示赞赏时，那个时候的满足是千金难买的。所以当我走到哪里时，比如今年去旅顺，1996年毕业的一个学生一眼就认出了我，说：“你是方教授吧？”我说是，但我根本不认识他。他说他是4队的，说：“你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你到我们队做了一次讲座，关于朝鲜半岛的问题。那是我有生以来听的最好的一堂课，像说评书一样，太美妙了！至今仍忘不了，是我听过的最成功的一堂课。”我走过的很多的地方都这么说，包括很多地方的领导都说：“咱们单位外请这么多人讲课，就没有像方教授讲这堂课这么好的。”很多人，包括国税局，公安局，地税局等比较好的单位，市委什么的，里面都是高材生，都说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有教授这么讲课的。很多人都慕名来请我，一传十，十传百。你说我又不能做广告，又没有经纪人，靠什么，都是靠口碑。所以我的手机号从买来就没改过，我跟你嫂子说我这手机号可值钱了。靠什么，就是慕名，来接我时眼睛都瞪得老大的，问：不是方教授吗？我说是。他们又问：怎么这么年轻？我说那按你意思呢？他们说：那怎么也得是六十来岁的老者。我说：那讲完再看吧。他们担心讲课效果，我说：“不用担心那个，你就好好组织行了。第一，倒白开水；第二，毛巾。其他不用管。”
记 者：你讲课出汗是吧？
方永刚：对，一上去就出汗，不知道为什么。去旅顺论坛讲课，在宾馆里，虽然是在六月份，但出汗出得非常厉害，以至于都没法移动地方了。我坐凳子上，屁股，浑身上下都是湿的。经常是这样，好几回了，当时就怕站起来，站起来多难看，像尿裤子似的。没办法，还得让人家出去买衣服，买内衣，然后洗洗才能走。你嫂子都知道，我出去都得带两件衣服，包里带着，讲完课去找方便的地方换了，不然都走不了。身上不管穿几层，全透！你说得出多少汗?后来我问医生是不是有病？他说不是，说我讲课时高度集中，血管就紧缩。再加上我嗓门大，可能需要更多的氧气，就把水都挤出去了。现在看来可能和肠子里面有癌细胞作怪有关。（曹金平 毕野青 董禹）